简介
司马迁(前145—不可考),字子长,西汉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,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,司马谈之子,任太史令,因李陵之事有所辩解,受宫刑,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,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
早年经历
十九岁时,他从长安出发,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,并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,采集传说。早期迁仕为郎中,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,略邛、莋、昆明,还报命。”二十五岁时,以使者监军的身份,出使西南夷,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。足迹遍及“邛、莋、昆明”等地。
主要成就——史记
汉武帝元封元年(前110年)司马谈去世,三年之后,司马迁承袭父职,任太史令,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(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:“余死,汝必为太史;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”),准备撰写一部通史。汉武帝太初元年(前104年),司马迁与唐都、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“太初历”,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,而改以正月为岁首。从而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。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,开始了《史记》的写作。
早在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,汉武帝翻阅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和《今上本纪第十二》后,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,不禁勃然大怒,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,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,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。
汉武帝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名将“飞将军”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,兵败被俘,汉武帝震怒。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,全家当诛。而在这时,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“矢尽道穷,救兵不至”,而且李陵是希望“欲得其当而报汉”。李陵虽然兵败,但是他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,“其所摧败,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”。
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,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,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(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),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,造成军事失利,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,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,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,以“诬罔”(欺骗皇帝)的罪名判处死刑。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,第一种是“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”。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“死罪欲腐者,许之”,处以腐刑(阉割)。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,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。对此他曾表示过“祸莫憯于欲利,悲莫痛于伤心,行莫丑于辱先,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”。
出狱后,司马迁改任中书令,发愤撰写史书,亦欲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——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书名,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,东方朔佩服不已,将其命名为《太史公书》,后世称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。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其史学观念在于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,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,从而了解“古今之变”的关键,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,最终完成“一家之言”。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産生了深远影响。郑樵称:“六经之后,唯有此作。鲁迅称誉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说:“司马迁参酌古今, 发凡起例,创为全史,本纪以序帝王, 世家以记侯国,十表以系时事,八书以详制度,列传以志人物,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,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,历代作史者,遂不能出其范围,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
历史评价
班固是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。《汉书》中有《司马迁传》。班固在赞语中说:“自刘向、杨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状况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、其事核,不虚美、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说司马迁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,可谓一语中的,世称其当,后人皆服。司马迁的“实录”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
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。他说:“汉朝人莫不能文,独司马相如、太史公、刘向、杨雄之为最。”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“雄深雅健”。《史记》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。
梁启超认为:“史界太祖,端推司马迁”,“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”。梁启超对《史记》评价颇高,认为《史记》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,是一部博谨严著作。他认为:史记之列传,借人以明史;《史记》之行文,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;《史记》叙事,能剖析条理,缜密而清晰。因此他主张对于《史记》,“凡属学人,必须一读”。
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纳要》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。鲁迅认为:“武帝时文人,赋莫若司马相如,文莫若司马迁。”司马迁写文章“不拘于史法,不囿于字句,发于情,肆于心而为文”,因而《史记》不失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鲁迅的评价成为《史记》评论中的不朽名言。